第一章　沈阳惊变（下）

听到爆炸声，刚上炕的七旅上校参谋长赵镇藩掀开被子，起床穿衣，一边扣着外衣，一边快步走向旅部作战室。刚到门口，就听到敌人的大炮向大营轰来。赵镇藩听得出，这是日军不久前安置南满车站附近的二四○毫米重型榴弹炮。他一进门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日军又在搞夜间演习？”

值班的上尉参谋回答道：“不清楚，我刚刚打了电话，他们正查问。”

感觉没有多久，大营西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嗯，是空包弹，是日军在搞演习吧！”近日来日军经常搞演习，乱放枪不是稀罕事。但赵镇藩内心却是忐忑不安，十分焦虑，总感觉不对。

“不象是演习吧，”值班参谋犹豫地说，“他们动用了重炮向我大营轰击，象是要攻打我大营。但是，为什么用空包弹……？”

空包弹通常用于训练和演习，它只有弹壳、引爆火药、没有弹头。空包弹在开枪时会响，也有火花，但没有子弹飞出。不过距离如果太近，空包弹也会伤人。

赵镇藩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出声，　在屋子里不安地来回走动，等待下面的报告。

过了一会，负责情报的丁参谋匆匆进来，向赵镇藩报告说：“参谋长，日军突然向我大营开枪开炮，一小股敌人从西门突进我大营，向我三团三营攻击，官兵已经有了伤亡。现在大股的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从西面越过铁路，向我大营扑来。”

“他们想干什么？他娘的，欺人太甚！”赵镇藩忍不住骂了起来。”

“阴险恶劣的挑衅！”丁参谋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面对这样的挑衅，应该怎么办，难道让他们冲进来吗？赵镇藩也不知道。急忙把电话挂到旅长王以哲城内家中，他要请主官来作决定。

“什么事呀，赵参谋长？”电话里传来王以哲漫不经心的问话声。

“旅长，日本人突然开枪开炮向大营攻击。敌人来势凶猛，部队已经有了伤亡，我们该怎么办？”

“是吗？”王以哲也紧张了，“刚才我还以为是日本人在搞演习呢。攻击大营！嗯，这事关系重大，我得和荣总参谋长研究研究再作决定。你一定要稳住部队，切不可轻举妄动，否则惹出事来，上面怪罪，那可吃不起！”

赵镇藩说：“那你可得快一点呀，晚了事情更不好办了！”

“知道了。”王以哲放下电话，急忙换衣出门，乘车奔向大帅府。

赵镇藩向全旅传达了“不得轻举妄动，不准还击，原地待命”的命令。

不一会，值班参谋一个电话递给他：“是三团三营。”

赵镇藩接过电话便问：“我是赵镇藩，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日军突然向我们开枪攻击，现在部份日军已经进了营区，还有许多人正在翻越围墙。”

“西卡子门的哨兵呢，”赵镇藩问，“怎么事先一点动静也没有？”

“敌人来得突然，哨兵顶什么用，敌人一下就冲了上来。他们越过围墙，冲进了营房，许多弟兄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就让敌人给扎死了，现在营区十分混乱。”

“有多少敌人？”

“不太清楚，现在不断有敌人翻越围墙进来。”

赵镇藩说：“刚才我问了旅长，旅长要去请示荣总参谋长，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待命令。”

“已经知道了，我们服从命令。”

赵镇藩是吉林永吉县人，二十八岁，五月份才升任旅参谋长。在中国，除了共产党的红军外，东北军和其他各军一样，只有主官才有指挥权，副职和幕僚是没有指挥权的。赵镇藩是科班出身，毕业东北讲武堂和陆军大学，但长期当幕僚，没有什么带兵经验。平时他就比较婆婆妈妈，这下就更没有主意了。此时他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走动着，等待旅长王以哲的电话。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流逝，仍然没有旅长的电话。赵镇藩急了，抓起电话，接通了总参谋长荣臻，径直向他报告“日军突然袭击我大营，向我军开枪开炮，官兵已有伤亡，日军现在仍步步逼进……”

“我知道了。”荣臻的语气很平静。

“那我们怎么办？”

“不准抵抗，”荣臻命令道，“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什么……！”赵镇藩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把枪收到库房里，这，这恐怕不容易办到吧？”

“不容易办也得办，执行命令！”荣臻说完便挂上电话。

听了这一道命令,旅部的参谋、副官们马上嚷开了；

“收枪！这简直不可理喻，大营在人家的枪口之下，我们却要收枪入库，这是什么意思？”

“不准打就走呗，这算什么名堂？用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枪铁弹？送死也不是这样送的呀！”

“总参谋长这个军师施的是什么锦囊妙计呀？”

“这是哪一计呀，三十六计中好象没有挺着死这一计吧！”

“实在没有办法，那也可以唱空城计，走哇，这搞什么名堂？”

说是说，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还得传达，旅部的官佐们摇动了电话。

命令下达后不久，电话又从各团、营打回到旅部。有些表示执行，有些嚷叫道：

“现在下面连队正和敌人接触，不少弟兄死在敌人刺刀、枪口下，无法收枪。”

“我们的枪还锁在库房里，弟兄们被敌人打急了，正要砸开库房要枪要弹呢，向谁收枪？”

“敌人攻得这么凶，情况这么急，我们服从命令，不下令还击就够难的了，收枪那是办不到的。”

“面对荷枪实弹，正在杀人的敌人，怎么可能下令收枪入库？就是下令也没有人理！”

二团长刚从家中骑马回到大营，正要组织部队还击，听到这个命令气哼哼地说：“收枪！这个时候去收枪？如果挨了一颗黑弹，老子死了算是什么？”

“怎么办，”赵镇藩向旅部的官佐问道，“命令下面无法执行？”

“那就只好告诉荣总参谋长,我们无法执行这道命令。”几个参谋都气愤地说，“请他亲自给各团下命令吧！”

一位副官说：“现在最好是请旅长赶快回来，旅长回来就好办了。”

赵镇藩点点头，又抓起电话，找到荣臻向他报告说：“荣总参谋长，你的指示我已经向各团传达了，他们认为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而且，事实上也办不到。敌人攻得很凶，官兵们正在火线上，怎么可能去收枪呢？”

“这是命令，”荣臻严厉地说，“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旅长在你那里吗？”听了荣臻的话，赵镇藩慌忙说，“你赶快叫他回来带部队，这个责任太大，我实在负不起。”

“他刚刚离开，现在正赶回部队。”荣臻叮嘱道，“在此之前，你一定要掌握好部队，切不可胡来。”

赵镇藩放下电话，一看时间，已经近凌晨一点了。他向电话机旁的参谋们问道：“情况怎么样？”

“西面的敌人已经攻占了三团三营的营房，我官兵伤亡严重。”

“日军正向南侧运动扩展，已经有敌人进入三团二营的营房。”

赵镇藩问：“究竟是哪来的敌人？”

“日本铁路守备队。”

“什么？”赵镇藩惊讶道，“在沈阳附近，守备队只有三个中队和一个大队部，也就是五百人左右。以一个营的兵力，竟敢攻击我大营！”

赵镇藩思索片刻，咬牙命令道，“命令各部队，按原订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赵镇藩下达的命令是“准备迎击敌军”，而不是“准备消灭敌人”。实际上就是保命抵抗，希望敌人知难而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鉴于局势的紧张，为了应对关东军突然的进攻，东北军第七旅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措施的。

一八九八年三月，俄国以还辽有功，对清政府连骗带压，“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一八九九年八月，沙皇颁布《暂行关东州统治规则》，单方面将旅大租借地定名为“关东州”，并在旅顺设立关东州厅。

一九○五年日俄战争之后，按照《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它所取占的哈尔滨以南的权益，包括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无条件“转让”给了日本。

一九○五年十月，日本政府对占领地实行军政统治，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次年九月，关东都督府改设在旅顺，在都督府内设有陆军部，都督总管占领地的一切事务。一九一九年四月，日本政府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陆军部独立，组成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为最高军事机关。关东军司令部最先设沈阳，后来迁到旅顺。

关东军所辖部队分为铁路守备队和驻屯师团。铁路守备队是永久性的，司令部驻吉林公主岭。其下辖六个大队（营），分驻公主岭、铁岭、沈阳、连山关、鞍山、大石桥。守备队的官兵由国内部队抽精锐组成，约四千三百人。拥有轻机枪一百四十四挺，重机枪四十八挺，掷弹筒七十二个，轻迫击炮二十四门，步兵炮二十二门，山炮十门。

驻屯师团是由日本国内师团两年一轮换，目前的驻屯师团是四月份从仙台地区调来的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第二师团辖两个旅团（旅），每个旅团辖两个联队（团），师团直属有炮兵联队、骑兵联队、工兵中队和医务、通讯等部队，约六千人左右（一部分兵力在日本国内基地没有来中国，每个师团的正常兵力为万余人）。六个联队分驻沈阳、长春、辽阳、旅顺、公主岭、海城，师团司令部驻辽阳。拥有轻机枪三百七十四挺，重机枪八十三挺，掷弹筒七十二个，步兵炮二十四门，野炮十六门，山炮四门。

除铁路守备队和驻屯师团外，还有旅顺的重炮大队(重加农炮八门)、宪兵大队，关东军的兵力约一万一千人。若是加上警察和万余可做军人用的在乡军人（退役的日本移民和侨民），总计兵力超过二万人。此外，在朝鲜还驻有两个完整的师团可随时增援。

东北军在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前后进行了大整编，撤消了军团、军、师一级单位，步、骑兵编旅、炮兵编团、辎重和工兵编营。陆军、海军、空军加上其他一些部队，兵力近三十万人。如果把宪兵队、公安警察、保安队等武装力量也算上，总计兵力约四十万人。

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蒋、冯、阎在中原打得处于胶和状态之时，东北军表态支持蒋介石的中央军，出动了七个国防步兵旅、三个骑兵旅、两个炮兵团、两个工兵营八万精兵入关“武装调停”。今年七月，为讨伐石友三，又调了五个国防旅、四个炮兵团入关。此时留在东北的部队(锦州以东)，加总起来有十一个国防军步兵旅、三个骑兵旅、两个炮兵团和省防军步骑兵八个旅、外加卫队团、保安、公安警察等其他一些部队，总计兵力近二十万人。

尽管从总量上看，东北军兵力强于日军十倍，武器装备也不差。但部队驻扎分散，从南到北延绵千里，辽宁、吉林两省的铁路交通线和主要城镇都在日本控制之下，一旦有情况则呼应不及。最致命的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多年来形成的恐日心理严重，缺乏抗日斗志，大多贪图享乐，以至于军心不振、士气不高。而日军则可以利用交通之便，迅速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对实施东北军各个击破。因此，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曾夸口道：“关东军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摧枯拉朽般地把东北军一举荡平。”

在沈阳这个东北中枢，只有第七步兵旅是作战部队。一旦发生战事，北大营必将首当其冲，绝对是日军集中攻击的目标。七旅的高级军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八月初就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材料加以分析整理，由旅长王以哲带到北平张学良官邸，请求调部份东北军主力返回以防万一。

从北平回来，王以哲立即召集各团长和旅部的校官开会商议。“材料我交上去了，情况也向张副司令作了汇报。”王以哲说，“张副司令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南京向蒋总司令报告。蒋总司令说，东北情况他都知道，我们现在还不行，等准备好了再干。遇到日本人挑衅，暂时不要抵抗，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我们要学习印度甘地的不合作办法来对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采取拖延方针。”

王以哲继续说道：“张副司令说，既然我们已经易帜了，自然就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中日关系现在甚为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听了王以哲的话，在座的军官面面相觑，觉得十分丧气。良久，三团长才开口说：“恐怕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人家故意找喳，能避免得了吗？”

“你越是想避免，他就越是猖狂。”二团长气愤地说，“整天在我大营旁边搞演习，又是枪又是炮。经常无故走路碰撞我官兵，还拿火柴在士兵的刺刀上划火点烟，甚至三五成群到大营耀武扬威。再这样容忍下去，以后还不知他们会干什么。”

王以哲说：“日本人就是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地挑衅。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

“好，骂我，我听不见。打我，忍了。但要是他们拿刀砍我，怎么办？”

让他砍！此话可说不出口。王以哲只好说：“嗯，能避免尽量避免，遇事尽量退让。”

“如果仅仅是挑衅，打骂斗殴，受气受辱都还算是小事，”赵镇藩说，“但如果敌人向我军进攻，怎么办？不抵抗能行吗？如果能把关内的部队调回两、三个旅，就是摆在这，人多势众，日本人有所顾忌，也许不敢怎么样。可如果不调部队回来，情况就不同了，日本人随时可能动手。我们辽宁能打的只有四个国防旅，又分散驻扎各地，在沈阳这个中枢，只有我们七旅。关东军虽说只有万余人，但掌握了铁路线，一天之内就可以把驻朝鲜的军队调两个旅团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兵力并不占优势。如果不能抵抗，实在难办啊！”

“是啊，”回七旅不久的宋承治说：“如果受到敌军攻击，采取不抵抗的方针怎么能行呢？这样的话，岂不是全旅都要完蛋！”

“是嘛，不抵抗怎么行呢，”众人一齐嚷道，“难道死呆着挨打吗？”

“这是中央和张副司令的命令，”王以哲苦笑道，“我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

“旅长，”宋承治说，“中央和张副司令的的命令固然要服从，但呆着挨打可不是个办法呀！”

“是嘛，”二团长说，“命令要服从，可决不能等死。”

“没有办法，”一团长拉长声音，怪腔怪调地说，“根据上峰指示，敌人不来我们不能走，敌人来了又不能抵抗。如果一点不抵抗，想走也走不了，除了等死还能有什么办法？”

王以哲安慰大家道：“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吧！”

“旅长啊，所谓见机行事，也无非一个走字，”丁参谋说，“难道我们能和日本人打吗？”

“就是走也得有个走法呀！”宋承治着急地说，“正如一团长所说，一点不抵抗，想走也走不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二团长说，“旅长，我们是不是灵活一点？”

“对嘛，”一团长附和道，“不能死听千里之外的命令，糊里糊涂死了还落一个骂名。”

“不行！”张学良对王以哲有知遇之恩，他能有今天的高位，全靠张学良的提携。他脸一板，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算是可以不听南京中央的，张副司令的命令绝不可违抗。”

“旅长，”二团长负气地说，“这样的命令叫我们怎么服从？”

一团长说：“不是我们要抗命，而是根本无法执行这样的命令呀！”

“有令必行，军中之道。”王以哲不悦地说，“不管什么情况，命令就是命令！身为带兵的高级军官，怎么能违抗军令，岂不知军法难容吗？”

“别吵，别吵，大家都别吵。”赵镇藩双手一摆，说，“慢慢地商量，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办法总会有的。”

宋承治说：“既然中央和张副司令有命令不能抵抗，我们必须服从，但决不能等死。实在不行，那只有走为上策。当然，如果一点也不抵抗，要走也是走不了的。我看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抵抗，能抵抗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赵镇藩点头赞同道，“宋参谋说得对，我们得仔细研究一下。走，怎么个走法。抵抗，那又怎么抵抗，抵抗到什么程度。”

王以哲也觉得，若是敌人来了如果真的不抵抗，那想走也走不了的，于是他默默点了点头。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了一通，最后决定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退让”的对策：对于敌军的挑衅，一律不予理睬。如果敌人向大营攻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人进距到七、八百米时，在西面敌人越过铁路时，才开枪还击。万不得已时，全旅向东退到东大营集结待命。

为了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七旅制定了几条措施：

一、官兵一律不准回家住宿，必须在军中。

二、为了提高防御能力，要进一步加强大营的工事。

三、要继续加强侦察，尽早了解敌军动向。

四、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成我军官兵进行偷袭，将官长的姓名改变，更换符号颜色，以便识别。

“大家务必向所属讲清楚，”王以哲在散会时严厉地说，“这是万不得已时的方案，而且没有命令，绝不可以还击。遇事一定要忍让，要是谁擅自作主，惹出祸来，军法不容。”

计划有了，措施也订了，各团、营还划定了防御作战区域，但是七旅的各级军官知道了上面的意图，对这些措施没有什么兴趣，仍然是有乐且乐，所订的措施很快就丢到脑后。

七旅与其他的部队不同，王以哲治军有方，他不仅重视军纪，强调训练，而且还实行“军工制”，各营都办有毛巾厂、皮鞋厂、手套厂、织袜厂等各种小工厂，还在大营外的空地上种菜，各连还养有几口猪。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吃不完用不完就拿到外面卖，生活待遇较别的部队要高得多。时间长了，军官们便讲究吃喝穿用，摆阔气。面对日军的一次次地挑衅，已经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也就没有了大敌当前的警惕性。现在敌人一下就打到营区，把营房都给堵住了,这过去是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作为主帅的旅长不在军中，三个团长有两个在家陪老婆。上行下效，还不知有多少营、连长不在军中。

“唉，命令不准抵抗，就是他们全在军中又能怎么样！”赵镇藩心烦意乱，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住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枪炮声越来越密，就象开了锅的稀饭一样，枪弹在夜空中流星一样飞驰。现在早已经不再是空包弹了，响的是“滋溜、滋溜”实弹射击声。而且日军的炮队也来了，到处是迫击炮炮弹爆炸的轰轰声。各部纷纷打电话告急：

“三团三营已全部退出营房。”

“北面有敌人正攻击北门。”

“南面发现敌人。”

“敌人不断增加兵力，三面包抄攻击我大营。”

赵镇藩有些疑惑：“小鬼子从哪里来这多兵？”

“不止我大营，沈阳城也受到了攻击。”丁参谋说：“据报日军是同时攻击我大营和沈阳城，看来，不仅仅是沈阳附近的部队，其他地方的日军也纷纷赶来了。显而易见，这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午夜一点过后，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冲入大营。很快三团二营的营房也已被占领，一股敌人还进逼到了大操场边了。敌人的机枪四处狂扫，打得瓦片横飞。炮弹连连击中营房，只听到一阵阵的倒塌声。各连队为了保命，迫不得已之下，哪里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各自开始了还击。

没有统一的指挥，各连队已被敌人分割，多数弹药库房或是被敌人占领，或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之下，因此伤亡很大。夜间营区作战，骑兵无用武之地，骑兵连的马棚被炮火击中后，燃起大火，官兵们牵着战马急急向东退。迫击炮连打了几发炮弹后，没有了炮弹，被敌人逼得弃炮而走。机枪连因腹背受敌，弹药不足，又没有兄弟连队的掩护，顶不住也只好后退。坦克队的坦克趴在库房里，官兵没有命令也不敢动。

接着，南门被敌人突破。敌人突破南门后，向右转身向东发起攻击。此时，内部电话已多处被断，指挥系统失灵，上下情况不通畅，而荣臻却主动打电话来询问：“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敌人已经冲进大营，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有敌人，情况十分紧急，把枪放到库房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我还是那句话，不准抵抗，这是命令！”

赵镇藩问：“能不能把锦县的十二旅调来？”。

“说了不准抵抗，调十二旅来干什么？”

“至少使敌人有所顾虑，可能会停止进攻。”

“不行，”荣臻拒绝道，“弄不好事情会变得更糟，日后交涉不好讲话。而且，现在就是想调那也来不及了。”

“那我们怎么办？”赵镇藩火了，他负气地说，“就算我赵镇藩可以挺着死，可全旅这么多官兵，不是每个人都能挺着死的呀！旅长不在，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是啊，荣臻想了想，也觉得七旅的官兵不可能这么听话，全然不反抗挺着死，便说：“不可胡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们可以向东面移动移动，避开冲突。”

近凌晨二点时，宋承治七拐八拐地赶到旅部，听到丁参谋向赵镇藩报告：“旅部前后发现有小股敌人逼近。”

赵镇藩忙把特务连连长叫来，命令道：“你赶快把布置好，一定要顶住敌人，绝不能使旅部有损失。”

特务连长应声而去，宋承治走近赵镇藩说：“参谋长，是不是马上组织反击，打一下他们的气焰。从情况来判断，敌人并不多……”

“我知道，估计也就是一个营。”赵镇藩摇摇头说，“但荣总参谋长一再下令不准抵抗，现在各连队已经抵抗了，以后的麻烦少不了，更不要说下令反击了。”

。宋承治见赵镇藩这样说，便道：“既然不能下令组织反击，那就赶快撤，否则晚了，撤也撤不走。当断则断，不可犹豫，再等下去，事情越发不可收拾了。”

赵镇藩抓起电话要向荣臻请示，可是外线电话已经断了。他思索了一会，说：“就算能组织反击，结果也不知如何。小鬼子不断增兵，看来是铁了心，志在必得。而我们则不准抵抗，其他旅肯定来不了。”

“是的，”宋承治说，“日军志在必得，而且有预谋，增兵速度会很快，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唉，毫无办法，也只有撤了。”

驻扎在北大营的部队，除了战斗部队之外，还有一些军械、辎重、军校、电台、医务等单位，加起来有近万人，没有一个协调统一的指挥。一些部队还在保命抵抗，一些部队和不属于七旅的单位呼啦啦地向东涌。日军发觉中国军队要退，急忙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包抄过来，要切断东面的退路。赵镇藩下令由二团担任掩护，首先撤出非战斗部队。

二团长接到命令，马上在东卡子门两则布兵，百余条机枪、步枪一齐喷出愤怒的火舌，把逼近的敌人打退，逼走，这才使部队能安然撤出。

溃退的队伍象一条乌龙,在黑夜中行走着。敌人追兵被掩护部队阻拦，便延伸炮火，向七旅撤退的路上乱轰。受到敌人炮火的追击，队伍又乱了起来，纷纷向东乱跑，伤员这时就更糟罪了。轻伤员不顾伤痛，拼命跟着跑，重伤员在担架上颠簸震动。本来伤口就是草草包扎，一路上痛苦的**不绝。士兵们一边跑一边议论：

“他娘的，这仗是怎么打的，上万人的大营，连一个晚上都守不住！”

“是呀，我们七旅怎么这么草鸡，被小鬼子撵兔子一样撵着跑。”

“不是我们守不住，而是不让打！”

“打了大半夜，怎么不见兄弟部队来支援呢？”

“要什么支援！要是早点动手，这点小鬼子说真的还不够菜呢！”

“就是嘛，敌人已经冲上墙头了，还叫我们呆在营房不要动。他娘的，小鬼子是人，难道我们就不是人了吗？为什么叫我们白白地送死呀？”

“咱七旅是王牌劲旅，营垣又坚固，要是放开干，就算他关东军全来了，也吃不了这么大的亏。”

“嗨，我听营长说了，是张副司令在北平下令给旅长，说现在不能打，旅长就不敢打了。”

“现在不能打，那什么时候才能打？”

“据说是南京的蒋总司令说的，等我们准备好了才能打。”

“哪有这种说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兵吃粮，天天都在准备。”

“依我看，搞不好这是南京老蒋的借刀杀人之计。”

“看来张副司令上了人家的当了，老帅要是还在，决不会上这个当的。”

“唉，张副司令毕竟太年轻了，他哪经得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啊！在北平城里乐不思蜀了！”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东北才是我们的根基呀！”

军官们听到士兵们这样大胆的议论，急忙喝止。士兵们不敢高声嚷叫了，但仍低声地骂个不休。

队伍撤到东山口的东大营，人群拥到大操场上，正要集合清点人数，敌人的几发炮弹打来，在操场的东面、南侧爆炸。这下人们如同惊弓之鸟，人数也不点了，继续走吧。敌人的炮火尾追延伸射击，天一亮，敌人的飞机赶来投弹，骑兵在后面追击。跑吧，七旅的官兵无法休息，忙于奔命。

宋承治向沈阳遥望着，心想：没有了七旅，沈阳几乎就是一座空城，此时恐怕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但那么多的军政大员们呢，会不会都成了俘虏！

正当北大营受到日本铁路守备队的攻击，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焦急万分，频频打电话请示方略之时，留守东北的东北边防军中将总参谋长荣臻也忙得昏头转向，满眼金星，前额津津冒汗。秘书、副官在办公室进进出出，电话铃声叮铛响个不停。

荣臻，字龢生，四十二岁，河北省枣强县人。荣臻从少年懂事起就与“军”相伴，历经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在东北军中历任排长、队官、连长、副官、战术教官、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去年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军事厅中将厅长，今年年初转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有最完整的学历，是最正宗的科班出身。他一直在东北军，一步一个脚印，一个阶梯也不拉，从一个少尉排长走到中将参谋长这个位置。

昨天是荣臻的老父亲六十五岁寿诞，三经路的荣府忙着大摆宴席招待宾朋。荣臻已不是一般人，位居高官，即使不摆阔气，按常规也得热闹上三天。摆寿宴，请堂会，自然不必说。荣臻的老家在河北，河北是京韵大鼓的发源地，父子俩都喜欢听，所以还特意重金请来了京韵大鼓名家张小轩。这几天，大块头张小轩也着实卖力，在台上打鼓敲板、顿足跺脚、瞪眼胀脸，演唱《华容道》、《斩华雄》、《长坂坡》、《单刀会》等一连串金戈铁马、气呑山河的故事。不时响起的鼓掌声、叫好声，把气氛烘托得既热闹又喜庆。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荣臻现在是既富又贵，且在闹市，亲戚朋友自然也是多得很。前来祝贺的宾客有部队首长，地方官吏，也有富商士绅。连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也穿着一套笔挺的藏青色西装前来祝寿。当然，他“顺便”也和荣臻谈一下公务。

自从东北军去年入关以来，留守东北老家的荣臻一直都忙得不得了。中日之间问题多多，他和省主席臧式毅整日忙着与日本人交涉。这几天就更忙了，不仅要应酬客人，还得要和林久治郎进行“中村事件”的谈判，人已是十分疲倦。因为谈判已经结束，达成的协议只待上报批准，荣臻觉得轻松了许多。今天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多喝了两杯，头重脚轻，根本没在意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等到城北响起了枪炮声，震动了全城，这才把他的酒震醒了。

此时长官公署副官处李处长来电话，向他报告说：“荣总参谋长，刚才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被炸，日本人说是七旅的官兵干的。现在为了报复，向北大营开炮，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个中队，越过铁路线，向我北大营房射击”

“什么，炸铁路！”三年前大帅张作霖就是乘火车被炸死的，荣臻吓了一跳，忙问，“列车被炸了？伤亡如何？车上有什么人？”

“没有，没有伤亡。”李处长回答道，“是一列普通客车，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列车平安无事，已经正点到达车站了。”

“那日本人是在搞什么名堂？”

“现在还不太清楚。”

事关重大，荣臻急忙赶到大帅府。一进办公室，就有公安局电话报告：“发现日军第二十九联队现在正集结，附属地的日本侨民也纷纷集中。”

荣臻放下电话，对李处长说：“马上给张副司令挂电话报告，通知有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

北平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电话里传来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哪里？”

“沈阳，我是荣臻。”

“啊，是荣总参谋长。我是侍卫处少校副官宋承武，正在值班。”

“宋副官，我找张副司令，有要事。”

“张副司令正在前门外的中和剧院看戏，陪同英国公使、美国武官和其他一些要人，是不是等他回来了再说。”

“少废话，赶快叫他回来。”荣臻心急如焚地说，“出大事了，日军炮击我北大营。”

“啊！知道了。”宋承武忙说，“我马上到戏院报告张副司令。”

荣臻放下电话，又抓起另一部电话，打给省主席臧式毅，要他赶紧派人向日本领事馆询问，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晚餐时喝下的酒，此刻已全部化为汗水流走了。

通知来开会的人，七旅旅长王以哲第一个到。他一进门就问荣臻：“日军攻击我大营，怎么办？”

“正往北平打电话请示。”

此时长官公署机要秘书兼电政总监朱光沐打来电话，说：“现在城内很乱，日本侨民蠢蠢欲动。电话线随时可能被断，为了和北平通话方便，最好大家都到我这里来。”

“说的是，你想得周到。”荣臻点头同意，和王以哲、李处长一起，乘车到了电政局。

张学良从中和剧院回到他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了电话，荣臻向他报告：“驻南满站的日军联队，突于今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路。现在日军在大炮、铁甲车的掩护下，向我北大营营房射击，我们该怎么办？”

“嗯，是这样啊。”电话里传来张学良缓缓的声音，“沈阳空虚，抵抗无益。为此，我们只有忍辱负重，不作无谓的牺牲。按中央的精神，我们尊重和平，避免冲突。因此，我军切切不可与之抵抗，发生冲突，一切问题由外交解决。你应迅速联络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日军的行动。另外，立即派人到日本总领事馆进行交涉。”

“嗯，知道了，照办。”

等了一阵，通知来开会的宪兵司令陈兴亚到了。此时日军已经开始进攻城外商埠地，日本武装侨民也在横冲直闯，配合日军行动，致使交通阻断，只有住在电政局附近的人才能来。这样，商讨如此重大的事情，东北的军政大员竟然只有五个人。

沈阳分为三个部份：东面是沈阳老城，西面靠近铁路的是南满铁路附属地，中间是为外国人居住经商的商埠地。商埠地是繁华的商业区，它有南北两个大市场。

“日军攻击北大营，同时又攻击商埠地，极有可能要攻击沈阳城。”荣臻向其他几位问道：“张副司令指示我们不要抵抗，一切问题由外交解决，你们认为怎么样？”

几个人你看我，我望你：张副司令都发话了，我们还能怎么样！良久，陈兴亚才说：“如果这样的话，兵工厂怎么办，难道把武器全让给日本人吗？”

李处长忙说：“别说兵工厂了，刚才航空处陈参谋长来电话，说机场也出现了日军。我叫他想办法赶快把飞机飞走。可他说一个飞行员也找不到，我看飞机恐怕也难保。”

“怎么会是这样呢？”陈兴亚倒吸一口冷气，“这可损失太大了，能不能想想办法？”

“现在还能想什么办法？”荣臻叹道，“听天由命罢了！”

此时，省主席臧式毅打电话来，要荣臻等人到他的公馆去，说遇事大家有个商量。

到了臧式毅的公馆，人倒是多了几个。但还是你望我，我望你。仍然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王以哲试探地说：“事至如此，情况这样严重，我们是否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

王以哲此时此刻感到两难：打，是违抗命令，可能惹出大祸：不打，让敌人进占军营，是军人耻辱。而且他认为让日军轻松地占领大营，必然要占领沈阳城。因此他希望得到荣臻的支持，保住大营。

“不行，不行，”荣臻忙摇头摆手道，“一定要听从中央和张副司令的命令，不予抵抗。日军要什么就让他们拿，要占领什么地方就让他们占，一切听从中央进行交涉。等以后交涉好了，我们再要回来。”

“既然如此，那就服从命令吧！”王以哲感到很沮丧。

“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大家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鼎芳，赶快回去吧，你的部下都急着找你。”荣臻特意叮嘱王以哲道，“你一定要带好部队，要是闯出什么祸事来，那就不好收场了。”

“知道了。”王以哲站起身，说，“我来的时候路过公安局，和黄显声也商量过，如果实在不行，就按原订计划，我带部队往东山口撤。”

看着王以哲离去的背影，荣臻无言地摇摇头，长叹一声，心底感到一阵悲凉。“主软家奴欺，国弱敌寇入。”这是千古名训呀！

日本人图谋东北，在各处不断寻衅闹事，想挑起军事冲突，这差不多是人人皆知的事。作为东北军的总参谋长，是张学良特意留在东北看家的，他岂能不知？但是把各种情报汇总报告北平后，张学良却说要听从中央的，一切都要退让，敌强我弱，等准备好了再干。九月初，因为一个日本军事间谍中村被杀之事，日军有了借口，更是磨刀霍霍。就连日本国内的军民和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也是喊杀声震天。在形势进一步紧张时，张学良他发来了电报指示：“现在对日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求稳慎。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行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以致酿成事端。希即迅速密令各属切实为要。”

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中忍气吞声、诸事退让，而且是一让再让。即使是这样，日本人还是不满意。今天日军以炸毁铁路为借口出兵动武，而他还要下令不得还手。不抵抗，让官兵白白流血，让敌人闯入军营，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何等的耻辱啊！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命令！对于政治，或许他不太懂，国家大事用不着他操心。但从少年就算是军人的他，遵守一条军人守则：服从命令。当家的是张学良，张学良发了话，他就只能执行。

“情况怎么样？”荣臻问正在忙着打电话的臧式毅。

“这几个日本顾问，平时没事的时候，他们老在眼前转悠。”臧式毅不满地说，“出事情了，需要他们的时候，连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荣臻问：“那日本领事馆怎么说。”

“他们推说不知道，正在询查。派人问了好几次，他们还是这样回答。”

“日军都已经开始行动了，还查什么！”

臧式毅拿起电话，再次打到日本驻沈阳领事馆。

“啊，是臧主席。”这一次是总领事林久治郎亲自接电话。

“请问林领事，贵军为何突然向我军开枪开炮？”

“嗯，这事我并不知道。”

“现在枪炮声还在响，你至少还听得见吧？”

“嗯……那当然。”

“林领事，如果有什么事，日方有什么要求，完全可以由外交解决嘛。贵军突然向我军大营开枪开炮，究竟是为什么？”

“唉，臧主席，这事我确实不知道，”林久治郎在电话里解释说，“我也是听到炮声才从朋友家赶回来。刚才各国领事也向我询问此事。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些年轻的军官冲动所为的。最近日中之间事多，他们不愿听外交官的指示，很是麻烦。你不必着急，我正查问，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那好，请林领事迅速查清此事，停止向我军攻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致使事态扩大。希望此事能和平解决，我军决定暂不还击。”

“好的，好的，我很快给你回音，希望一切能和平解决。”

还算不太久，林久治郎就打电话来了。他说由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关东军司令部因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他进行了劝说，但无法劝阻。不过，想必军队是不会进城的。

想打电话到北平，告诉这个消息时，电话已经不通了，只能用电台与北平进行联系。

荣臻向正忙于给各国领事馆打电话的臧式毅问道：“各国领事对此事的态度如何？”

“唉，这帮家伙实在油滑得很，都不肯表态，推说要等本国政府的指示才能表态，但他们不认为日军会进城。”

时间一分一分很快地过去了，各处电话纷纷报告：“日军已经占领了商埠地的南北市场，开始攻城了，大小西关受到日军炮击。

“是啊，日军开始攻城了，那又能怎么样？唉！”

时间在不安和无奈中很快过去，拂晓渐渐临近。累得不行，荣臻抽完一个大烟泡，精神才好了些。刚走进客厅，副官勿勿进来报告：“日军已经破关进城，现在有几百人正冲向大帅府。”

荣臻忙问：“北大营现在怎么样？”

“北大营的枪声平息下来了，估计七旅已经撤走了。”

“啊，撤走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荣臻此时一点办法也没有。

都说东北军兵多将广，可将在何处？平日里倒是“人才挤挤”，总嫌办公的地方不够用。但如此紧的要时刻，只有他们几个在议事。其他的人，就因为“路堵”，就可以不来、不闻、不理了。

“不过，”荣臻自嘲地想到，“他们就是来了也没有用！”

兵呢？在沈阳的武装，有沈阳警察总队、长官公署卫队团和大帅府内侍卫处。警察总队的二千名武装警察，由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率领，在城内城外已经和日军交上火。可根本不是对手，三两下就退下来了。卫队团呢，因为担心与日军发生冲突，前天就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留在沈阳城内只有一个营。侍卫处处长是给张学良当了十四年副官的谭海，他带着大部份人员在北平。几乎可以说，沈阳是一座空城。而且，既使卫队团在又能怎么样？能挡得住日军的进攻吗？

北大营、东大营倒是有兵过万，但上面又不准抵抗。他对赵镇藩下达了“不准抵抗、挺着死”的命令，听起来很愚蠢，不近人情。以致后来人们说此计堪比“六不”计，荣臻更胜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既不抵抗，也不议和，更不逃走。被人讥讽：“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最后绝食而亡，客死他乡，也算是个忠臣。）

其实，荣臻并不愚蠢，他是想用苦肉计，或者说是耍无赖。既然不能抵抗，但也不应退走。不打也不退，就让七旅及其他部队呆在大营，日军进来，全体官兵举手当俘虏！

为什么呢？因为中日之间并没有宣战，面对上万俘虏，日军必将束手无策。日军以二、三千人之兵力，俘虏了上万的中国官兵，而且没有什么伤亡，外人一看就知道，并不是日军太英勇，而是中国军队没有抵抗。在国际社会的干涉下，事情最终还得通过谈判来解决。

不过，此苦肉计实在无法明说，而且也只是他一廂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无法办到。试想，有几个人能听从命令，在敌人的枪口和刺刀下不还手，挺着死！如果真有这样一支军队，那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又何至于用此计！

不战不守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再来一个不降不走那就是傻子。用臧公馆里的小电台向北平发出了最后一份情况通报，荣臻一跺脚，对臧式毅说：“事已至此，我们走吧，赶紧走。日军已经进了城，沈阳保不住了，要是做了日本人的俘虏，那就太难堪了！”

“是啊，沈阳保不住了，你走吧。”臧式毅说，“要换装，否则恐怕走不了，门外已经有敌人了。”

“你不走吗？”荣臻惊问。

“不走，”臧式毅摇摇头，义正词严地说，“身为一省之行政长官，守职有责。未接到上峰的命令，我决不能擅离职守。”

“天那，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迂腐！”荣臻感到有点好笑。

前日高声《斩华雄》，今天低调《走麦城》。拂晓时分，身着便装的荣臻一行，苍皇夺路跑到皇姑屯车站，登上火车，奔向仍是歌舞升平的北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