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

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

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

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

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

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

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

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

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

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

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要

人。因为这些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

、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

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

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

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

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

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

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

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

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

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

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

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

十日，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

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

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

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

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

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

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内，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

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

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

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将取代

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

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

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

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

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

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

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

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

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

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

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

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央的

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

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