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民主必须首先是自由的，必须是以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最高目标。当我们在为捍卫人的尊严而战斗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捍卫了自由的尊严，也捍卫了民主的尊严，而深海明灯同学的言论，恰恰是要把民主引向多数的暴政。

附录：

超级女声的胜利就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吗

杨昊鸥

全国上下一片PK正热的时候我迷上了打网球，整天发了疯似的出门找人打球。一天，一些和我老妈过从甚密的老太太到我家来玩，不知怎么就聊起超级女声了。我坐在客厅里看网球比赛，突然有人问我：”小杨，你支持谁？”我说费德勒啊，那还用说。大家就乐了，解释说她们说的是超级女声，我也就老老实实说我没看过。那位阿姨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小声地跟我妈嘀咕了几句，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你们家小杨是不是心理有问题，连超级女声都不看，要不送去医院检查检查？”和被人看成心理不健康者相比，我的一个音乐学院搞音乐理论的朋友更不走运。他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被一群中学生拉住，非要他发短信投某”超女”的票。他就很耐心地解释没看过不好投票，可被人拉住死活不让走，最后跑出了小半条街才走了路，留下屁股后面一片叫骂。

再后来，就是支持和声讨超级女声的激扬文字满天飞，反正那段时间耳根子没清静过。一天上网的时候，突然看到天涯社区里面有一篇标题响亮的文章一下子吸引我的眼球——《超级女声的胜利就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超级女声的胜利就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很坦率地说，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望就像《西游记》里面唐三藏之渴望见真佛，结果在小雷音寺栽了跟头——不分真假就乱拜一通。超级女声在商业层面运作成功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吸引了绝对优势数量的观众也无可厚非。可是，绝对数量就等于民主吗?贯穿了西方政治哲学两千年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旗帜鲜明地反对多数民主。可见樱桃好吃树难栽，”民主”这个名词是好听，可是正本清源却太难太难。

俄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曾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积极自由是指可以做任何事而免于责罚，消极自由是指可以选择不做某事而免于责罚。柏林强调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人人都享有消极自由。因为没有关注超级女声而被人看做心理有问题、被人骂，从本质上说，和政治寓言《1984》里面的肉刑、心理压迫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问题。

老实说，一个超级女声（我是指外围的一系列事件，而非指活动本身），倒是让人看到了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素质。这不禁让我想起《查拉图斯特拉》里面那个经典的故事：查拉图斯特拉为山脚下的人们砸碎了上帝之像，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下山去看，发现人们围着一只驴膜拜。他于是感慨地说：”没有上帝，驴子也行。”戏谑一点说，现在的文化娱乐生活状态是——有潮流要紧跟，没有潮流制造潮流也要紧跟，生怕自己赶不上趟。不赶趟又怎么样？

同一片阳光下，有人听听歌，有人打打球，有人看看书，有人晒晒太阳……这不挺好一件事情嘛。靠扎堆儿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只能体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最后想起了大山多年以前的一个相声里说的一段绕口令：”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板凳要把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不让板凳把扁担绑在了板凳上。”绕来绕去，还不是一回事。

文化快餐时代的经典阅读

杨昊鸥

古往今来伟大哲人和凡夫俗子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有限个体在面对无限时空的囚禁时，是选择做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越狱者，还是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合格的模范囚徒。而这些伟大哲人留给后人的经典文本，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越狱指南”。

经典是带有反抗性质的。《论语》反抗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不仁不义，从而倡导仁义礼智；《庄子》反抗形式和观念对人的压抑和束缚，从而转向”逍遥”与”齐物”。经典基于反抗的终极目标而给出的具体指南，或许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被慢慢风化，失去原有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