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时期（1127－1279），左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湘阴县定居，这个地方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南岸。这个家族安分守己地在此地延续生活了600多年。左氏的这一支当中有一位早期的成员，名叫左大明，是宋朝的进士，在浙江做过小官。明朝末期，有个左天眷当了直隶省的知县，曾与满人作战。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没有其他家族成员在世上留下显赫的事迹，足以载入家族的年谱。他们属于这样一个阶层：贫穷，诚实，但是默默无闻。

左观澜是一位秀才和教师。《年谱》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是想获得更高的学位从而进入仕途然而无法通过考试，还是满足于秀才的学位而毕生致力于教学。不过，在旧中国，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他娶了余家的一个女孩，上天赐给他们3个儿子和3个女儿。长子还没活到25岁就夭折了。次子获得了举人学位并且当上了小官。他是一位颇具名望的书法家和诗人，他对天文学的兴趣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他的志向不外乎维护家族的传统。小儿子出生于1812年11月10日，名叫左宗棠。他后来成为4亿中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再一次表明人的命运是无法捉摸的。

左宗棠是一个病弱的小孩，身体孱弱，小肚皮挺起，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他是祖父的小宝贝，这位老绅士总爱说：“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他在4岁就接受祖父的指导，开始了中国人漫长而繁重的学业。第二年，他父亲举家迁移到长沙。左观澜在这里教书，左宗棠则在父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业。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理由很简单，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要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左宗棠的父亲却是因为太穷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3个儿子，他只能亲自上阵。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任何国家都不曾像旧中国这样开发出一套需要勤奋不止或者说费尽心力的教学体制。从一开始就有一场淘汰考试，不管它会在一个人身上造就什么样的品质，不可怀疑的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肯定具有刚毅不拔的性格。

年轻学生得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这本小册子由1068个汉字组成，排成6字对句。它写成于西历1060年。在8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数百万中国人开始咀嚼文字的启蒙课本。它概述了中国的传说和历史，以及儒家的人生哲学。诚如威廉斯所说，它的第一行就包含了“古代蛮荒世界最著名的信条之一”，即“人之初，性本善”。这本经典学生们必须从头到尾背下来，如果有人能够顺背或倒背如流，一点也不稀奇。年轻的脑袋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试图为学生讲解。多年以后，学生才会对这篇课文的意思恍然大悟。

《三字经》学完，就要学《百家姓》。这是一串汉字表，按诗体排列，其中所有的汉字都能用作中国人的姓氏；还有《千字文》，此文正好包含1000个汉字，其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相同，主题大致是对《三字经》的补充。这个序列的下一课本是《千家诗》，一个短小的诗集，其中每首诗都是4句；《弟子规》，是孔子和他一位弟子有关孝道的谈话记录；《小学》，是大儒朱熹撰写的课本。关于最后这个课本，威廉斯说它是经过精心设计，以展示“所有年龄阶段的中国人有关教育原理、社交、行为准则的理念”。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名人的话：“我们信赖《小学》犹如信赖天神，尊敬它犹如尊敬父母。”

所有这些课文都被学生牢记下来，很少忘记，年迈时也不能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课文都没有写成土话，而是写成古典文言。这种语言如此简洁深奥，为那些掌握了它的人开辟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就是为4岁的小左宗棠准备的精神食粮。除了学习这些课文以外，他开始学习写字，把薄纸覆盖在模板上临摹大字，直到熟练为止。他的学习一定颇为出色，因为他在6岁就进入了中国教育真正基础部分的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它们一起构成“四书”。

“四书”经过杰出的儒家学者朱熹做了繁琐的注解，阐释正文的意思。注解部分和正文同样重要，它是儒家哲学的正统解说。何况，如果没有注解，当代中国的普通文人是无法理解原文的。学完“四书”就要学“五经”，这五部书是“中国经典”。五经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四书五经要求背记，只有《易》有时除外。志向高远的学生还会把注解也背熟，这种人并不罕见。［1］

一个中国男孩所受的教育决不局限于背诵经典。最难的部分是作文和修辞——学习以简洁、雄健、隽永的风格写作。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有实力的书法家和文体家，需要吃苦耐劳，钻研不倦，还要记忆超凡。左宗棠在9岁开始学习作文。这一部分学习进程将会决定求官学者在考试中的成败。他必须撰写无数论文，主题取自经典，模拟那些最可能出现的试题。书法和文体至关紧要，而思想必须与经典保持严格的一致。在考试中表达与经典背道而驰的思想观念将是致命的缺陷。

学生的作息时间格外严格。学习时间从天亮到上午10点左右，又从中午到下午6点左右。在夏季，他们通常下午无课，但在冬季还要上晚课。新年前有1个月假期，普通节庆也可以休假，但是在旧中国的学年中没有放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教师不用为教学方法伤脑筋，他们有一套完全标准化的教学流程。首先，学生跟随教师诵读指定的课文，直到他能够读出汉字的发音和声调。接着他会大声朗读，直到教师要求他背诵。他走到教师身边，把课本交给教师，然后背对教师背诵。这一关通过之后，老师又指定一篇新课文。不刻苦的学生会即时受到严厉的处罚。通常的处罚是用一根尺子重击左手的手掌——右手决不会挨打，因为这只手要用于写字，不能伤害。手掌被打得肿高一倍的情况并不罕见。

小左是一名聪颖的学生，远超同岁的其他男孩，而且格外勤奋。他在伙伴和其他同辈人当中被称为“季高”，意思是第三个儿子。“宗棠”这个名是只能由父母和其他上一辈人来叫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名，或称“号”，叫做“朴存”，意思是“可信赖的人”，只有最亲密的同年伙伴才会使用。因此，按照他的国人通行的做法，他拥有一个正式的名和两个号，或者说两个昵称。他在学校的同伴中不受欢迎，因为他骄傲、自负、自夸，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这些特性他一直保持终身。他爱高谈阔论，没有顾忌地发表对人对事的看法，因此树敌不少。孩提时代他的朋友不多，但所交的都是好友。凡是喜欢他的人，都是爱之甚切。

他15岁参加了第一次初级考试。主考人是湘阴县的知县，这是第一轮的淘汰考试。考试时间为一天，只是一场作文竞赛。考生们集合在知县衙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知县给出作文题，考生们撰写论文。左宗棠在这场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的名字列在胜出者的榜首，告示就贴在衙门的墙壁上。这种荣誉叫做“显名”，即“在本县有了名声”。

第二年他参加了第二次初级考试。考试规模与第一次相似。他在这次考试中又拔得头筹，但出于对一名比他年长很多的考生的尊重，他只取了第二名。他现在有了参加第一学位竞争的资格。然而，第二次初级考试刚刚结束，他的母亲去世了，铁定的习俗要求他守哀27个月。这个限期还没到头，他的父亲又去世了，他必须再次守哀。习俗规定守哀者不得参与政务或公共事务，除非皇帝有特旨令其参与。左宗棠必须等到下一届才能参加考试。

他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中度过这段时间。尽管他已全程经历过四书五经的学习过程，但是这种功课的性质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毕业的。从县里的初级考试直到御前的最高级考试，所有考试的内容都是基于四书五经。这些经典是深不可测的智慧之井，不论怎样刻苦钻研和博学，都无法将它汲干。任何年纪的最杰出的学者都不敢自称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些经典。所以只要前面还有考试在等着你，你就必须继续钻研这些书本。此外，博取较高学位的考生，还必须娴熟从古代到明末的中国历史——当朝历史不属于考试或评论的范围。同时还要娴熟中国文学，具备作诗的能力。你很难指望这种体制造就诗人，但它能确保考生掌握几种老套的诗体。

在这段紧张的学习中，左宗棠开始倾心于地理研究。他读了两部书，一部是着眼于辅导学生研究中国历史的概论，另一部是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开始痴迷于此道，阅读所能找到的所有描述祖国自然特征的著作。他在这项研究中投入太多的时间，朋友们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较高学位的考试只需要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一位姓贺的邻居，曾经做过官，拥有大量图书。他对左宗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他前程无量。他让左宗棠任意取阅自己的藏书，鼓励这位学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左宗棠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这些年里这位姓贺的朋友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他一贫如洗，父亲去世后就学于湖南巡抚在长沙为穷困学生开办的湘水校经堂。

在北京，在人口比较稠密的省份的省会城市，考试大厅容纳几千个小小的隔间。每个隔间长约6尺，宽4尺，高度略超一个高个子男人。隔间内配备了一条凳子和一块跟单元等长的木板，这木板白天当书桌，夜晚当床。考生带着床具、食品、水、蜡烛、墨汁、砚台和毛笔进入在考试前夜分配给他的隔间。他们进场前要接受彻底的搜查，确保他们没有把对考试有用的书本或笔记带进考场。这个制度极为严厉，如果抓到作弊或企图作弊的考生，他会名誉扫地，受到严厉的处罚，被剥夺已经获得的学位，而且终生不得参加竞试。